监利县位于江汉平原南部，南临长江，北依东荆河，襟江带湖，历来为众水汇注之所，素有“水袋子”之称。千百年来，由于江汉洪水及其所挟带的泥沙逐年充垫，县民依次择高爽之地修堤围垸，以求生存、发展。然而洪水无情，又不断冲决堤防，吞噬农田。古往今来，正是人们不断地与水争地和治水兴利，才演绎了监利由水成陆逐步繁荣的历史。

一

监利县原属云梦古泽，会当江、汉、沱、潜交汇之处，势甚洿下。众水由上而下汇注古泽，流速顿减。洪水挟带的泥沙日积月累地沉积，地势渐高。据有关史料记载，秦时，监利大部仍为云梦沼泽地带，冬涸夏漫，人们仅能择其河间高爽之地刀耕水耨。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利县境得到大片开发，并于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析华容置监利县，以“地富鱼稻”，吴国派官“监收鱼稻之利”而得名。此后，在自然力和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形成了监利右江左汉、河网交织、湖泊密布的水网湖乡的自然景观。长江自西南冯家潭浩荡入境，沿南蜿蜒214.30公里；东荆河由老新口迂回东下，北绕简家渡经洪湖市境直注长江；鄂中最大人工河流四湖总干渠，系拓浚原内荆河即古夏水而成，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三大水系，来水十分丰富，有利于灌溉、航运和其它综合利用。但是，由于巨量洪水往往超过河道安全泄量，高洪年份江河洪水要超出县境地面数米以至十余米，稍有不慎，洪水就会决堤夺地，县境沦为泽国，县民葬身鱼腹。故千百年来，县民年复一年地冬春岁修，夏秋防汛，与洪水抗争不息，视防汛为“天大的事”。

监利地处中纬度，属亚热带季风区，具有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寒暑分明等特点。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监利主要雨季在6～7月，俗称“梅雨”期，这时大量南来北往的冷暖气流交锋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大范围的降雨。若梅雨期过长，连降暴雨，加之长江上游来水，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局面；若梅雨期短或出现“空梅”的现象，加之高温少雨，江河不涨，又会出现旱灾。因此，监利具有外洪内涝、雨洪同期、水旱灾害交替出现的特点。

监利地势总体上是西南北三面较高，腹部及东部较低，除东南杨林山、狮子山两座小山丘外，其余皆为平川，地面高程一般在海拔23.00～28.00米之间。最高点为杨林山主峰，海拔76.50米；最低处在洪湖中三墩潭村附近，海拔20.50米。县境低平，极容易受洪水的威胁。加之有雨洪同期、外江洪水高出地面等特点，常常造成内垸积水无处排泄。历史上的监利往往是十年九水，不涝则洪。全县境内，历史高峰期曾分布着520个民垸，由于这些民垸形成的年代不同，泥沙淤塞分布不均，全县呈现出大平小不平的局面，即使垸之间也是四周高中间低，这又构成了监利大地形似蜂窝盆碟状的微型地貌景观，给灌溉和排涝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特定的气候、地理环境，导致监利水旱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频繁地发生。据不完全统计，监利县境自宋初至民国末年（977～1949年）972年间，共发生水旱灾害207年次，平均4.7年一次，其中水灾181年次。到了近代，水患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最高达到两年一水。许多文献都记录了历史上遭灾后的惨状：“伤禾稼，坏庐舍，漂流人畜，死者不可胜计。”“农作绝收，人民饥馑，壮者逃亡四方，弱者葬身鱼腹。”民国24年（1935年），县境一弓堤溃决，平地水深十尺，持续两个月不退，荆江内外，哀鸿遍野，浮尸塞流，惨不忍睹。

二

在漫长的岁月里，监利人民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同洪水灾害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监利设县之初，先民就在云梦泽露出水面的沙丘卜垦殖，开拓疆土，繁衍生息。随着云梦泽的不断淤塞升陆，县域内开始筑堤围垸，与水争地，以致愈增愈多，遍及全境。因此，从某种意义卜来说，监利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据现有资料查考，五代后梁（907～923年）南平王高季兴节度荆南，守江陵筑堤防于监利。北宋皇佑时期（1049～1054年），已“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县之不足，取之旁县”。经历代联堤并垸，“县沿江河堤为外廓，东起车木堤抵沔界，西则黄师堤直接江陵”。清顺治七年（1650年）堵筑庞公渡（古穴口，县城西部），东西江堤连成整体。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始兴东荆河联堤并垸和加修续筑工程，于清末民国初连成一线。

江河堤线连体，给内垸围湖垦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以至到明末清初时，县境民垸达到了高峰。一方面，带来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只要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这足以说明，监利、沔阳一带尽管经常水患为害，但一旦丰收，也极为富足。另一方面，物资财富的积累，对水利的兴修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此期间，县境江汉堤防曾得到数次的普遍加修，其工程技术和管理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荆州知府曾主持加修江陵、公安、石首、监利等县堤防，历时三年，不仅较为注重工程质量，而且设立《堤甲法》，置专官专人“夏秋防守，冬春修补，岁以为常”。同时，垸田的增多，也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不仅调节洪水的天然湖泊面积日渐减少，水灾逐年增多，而且水利纷争也日益增加。加之封建地主各抱地势，捣乱水系，各争水路，以邻为壑，致使积水无法外排，几乎年年内涝成灾。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湖广总督汪志伊曾亲莅四湖地区，穷究水患源委，拨银修建福田寺、新堤水闸，疏浚内垸河道，开系统治理湖区水系之先河。

监利县境堤防初为民修民防，但随着堤防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县府也开始重视起来。明洪武二年（1369年）县府设司以防险。明嘉靖年间，守土县令不仅亲自过问修筑防汛事宜，并按《堤甲法》建立堤防修防组织。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朝廷议准湖北滨江一带各府、州、县分别设置专管堤防的官员，其任务是“每逢夏秋汛涨，各于所属地方董率堤老、圩甲搭盖棚房，备置桩篓、柴草、芦苇、锹筐等项器物堆贮棚所，昼夜巡逻，看守防护，春冬兴工修筑”，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由于堤线长，防守任务重.每年防汛岁修需费甚巨，民力不堪负担。清道光十五年（1836年）开始推行收费修堤，县府始设土局，县称总局，下设四个分局，负责长江堤防费用的征收与修筑，当时称之为局征局修。

民国初期，监利县境内治水沿袭旧制，尚无大举兴工。民国7年（1918年）废土局，改设堤工局。民国15年（1926年），湖北省重组水利局，专理全省堤务，县境江河堤防升为官堤，废堤工局，实行按田赋税十分之一征取堤工捐解省，修防事务由湖北省水利局荆河路水利分局管辖。民国16年（1927年），湖北省堤工捐列支组设上车湾工程处，负责该处堵口、退挽和护岸工程。民国17年（1928年），设三帝庙工程处，整治城南崩岸，历时数载，建石矶3座。民国20年（1931年）大水后，湖北省第七工赈局设于监利县城，成立“湖北省水灾急赈会监利办事处”及“监利县堤工协会临时委员会”，招募灾民，以工代赈，对长江干堤进行全面培修、加筑，加高堤身1米。嗣后，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江汉工程局接管堤务，于监利县设第四工务所，续修长江堤防。至民国24年（1935年）大水前，除麻布拐、钟家铺、上车湾等少数几处堤段外，其余普遍得以加高。民国22年（1933年），在监利新沟嘴设立监利、沔阳、潜江三县临时工赈工务所，修复东荆河堤。民国23年（1934年），监利县政府先下设监利县堤工委员会，后改设为五个修防处，专司堤防管理养护。民国25年（1936年），江汉工程局列县境江堤堤防为重要干堤，实行征丁服役修筑，实行“官民分治”。长江堤防由县府管理，农田水利则由垸民自理。民国29年（1940年），日寇蹂躏县境，已具整体的堤防又遭严重破坏，堤身遍布军工战壕。为阻止日军逼进，城南以上江堤挖构军工5009处，其中挖断、平滩56处。民国30年（1941年），第四工务所外迁，日伪“第三工务所”窃据江堤修防机构。民国34年（1945年），监利县境光复后，原第四工务所回迁改称第七工务所，但由于战事频繁，社会动荡，县府忙于应付危局，水利方面几无建树。监利县境江河堤岸虽经历朝历代修筑，但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其堤防仍低矮单薄，险象环生；内垸河道淤塞，水系紊乱，外不足以御洪，内又难以排泄，外洪内涝，百姓饱受水患之苦。

三

新中国成立后，饱受水患灾害的监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治水精神，年复一年地坚持水利建设，谱写了监利水利的新篇章。

50余年来，监利水利建设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被动防御到积极兴利、从单一整治到综合治理、从全面治标到深人治本的发展过程。在安排部署上，自始至终把防洪保安放在首位，重点搞好荆江大堤、长江干堤和东荆河堤等重要堤防的加固和险工险段的整治；同时，抓住影响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确定主攻方向，针对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的自然灾害给当时农业生产造成的威胁和影响，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大体来说可分为以下5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57年）——修堤防洪，关好“大门”

1949年5月，监利全境解放，监利县人民政府成立。7月，长江流域大水，江水暴涨，沔阳甘家码头（现洪湖市境）溃口，洪水倒漾，淹及监利县白螺、桥市、朱河、龚场等地。监利县政府成立伊始，即组织民众全力防汛抢险。1950年1月，监利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江河堤防低矮单薄，隐患丛生，时常虞决，水患频繁”的现状，依照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的“以防洪排涝为主，首先关好大门”的治水指导思想，通过了

“修堤治水，生产救灾”的提案。同年5月，经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监利县修堤治水委员会，后又于10月设立监利县水利局。1950年冬，全县集中力量对东荆河堤进行了堵口复堤，退挽了长江干堤螺山－界牌的丁家月堤。自1951年开始，对长江堤防按超1949年城南水位1米为堤顶高程（堤面宽6米，内外坡比1∶3）的标准，东荆河堤按超1951年新沟嘴最高水位1.4米为堤顶高程（面宽4～6米）的标准进行了全面加修。

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为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遵照中央政府的指示，监利县在上车湾扒口分洪。大水过后，为了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生产自救，决定于汛期的9月中旬实施堵口复堤。1954年冬，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对监利县境长江堤防进行了全面的加修。

1954年大水后，中央将监利县境城南以上47.5公里的长江干堤划为荆江大堤，县境江河堤防均按防御1954年实有水位为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同时，还采取对堤防锥探灌浆、填塘同基、搬迁房屋、修筑平台等措施，提高了江河堤防防洪能力。

1955年以前，东荆河自中革岭以下无统一河道和堤防，尚是沟河纵横、洲滩围垸林立的湖泊沼泽地带，每逢江河洪水泛涨，江河湖泊浑然一体，无河可循，无堤可防。内荆河贯通东荆河南支，达新滩口出长江。每届汛期，江河洪水循内荆河向境内倒灌。1954年大水时，7月l0日长江新滩口水位29.5l米，同日监利余家埠水位高达29.39米，长江洪水顶托倒灌150公里，致使全县受淹。1955年10月，荆州行署组织监利、沔阳、洪湖三县12.46万劳力，苦战一个冬春，跨湖越河，于湖沼中修筑一道长56.12公里的洪湖隔堤，阻止了东荆河洪水人湖为患。1956年4月，又在内荆河出口新滩口完成了堵口工程。从此，改变了四湖地区江湖互通、江河倒灌的局面。此后，为解决每年汛前堵口，汛后挖坝的矛盾，于1958年至1959年春，又兴修新滩口排水闸。1960年兴建了新滩口船闸，既可排泄内垸渍水，又可沟通内河与长江的交通。至此，四湖地区构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水系，为境内农田水利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2.第二阶段（1958～1969年）——开河挖渠，治理内涝

监利的内涝，除由江水倒灌造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县境围垸都是四周高中间低的碟子形，雨水潴积，只能依靠内荆河向外排泄，但内荆河河道弯曲，宽窄深浅不一，排水不畅，加之江水倒灌，根本无法排泄。因此，整治内荆河，扩大其泄流能力是解决监利排水及整个四湖地区排水的关键。为根治四湖流域内涝，长江水利委员会自1952年就开始对四湖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于1955年编制出《荆北地区防洪排渍方案》，提出了在修堤防洪、关好大门的同时，内境治理采取“以排为主，内排外引，排灌兼顾，等高截流，分层排灌，综合利用”的总体治理规划。根据此规划要求，荆州行署于1955年冬成市了“荆州地区四湖排水工程总指挥部”，于1955年12月4日开始，经过1956～1960年四个冬春的艰苦奋战，挖成了习家口——福田寺的四湖总干渠上中段，并于同期开挖了四湖西干渠和四湖东干渠。四湖地区的骨干排水系统基本形成，解决了过去排水不畅的问题。1961年，根据分区排灌、等高截流的要求，在长湖修建围堤并兴建习家口闸，其上划为四湖上区，以拦蓄为主；在福田寺横跨四湖总干渠修建1座11孔的节制闸，并以此闸上游至习家口闸为四湖中区，闸下游至新滩口闸为四湖下区。四湖上、中区渍水通过福田节制闸入洪湖调蓄，经过这些大型骨干渠道的开挖和节制涵闸的修建，四湖地区的内涝压力得到了缓解。但作为四湖中区的监利县，由于上区渍水长驱而人，下区又有福田节制闸的节制，渍水被壅阻在监利县境四湖总干渠河段，加重了监利的渍涝威胁。针对这一情况，监利县确定了“让出大路，治理两厢”的指导思想，即让出作为四湖地区排水总出路的四湖总干渠，把四湖总干渠的南北两厢实施分区治理，加高防渍堤防，减轻上游水害搬家的影响。1964年，荆州行署再次组织劳力开挖福田寺——丰口的河湖分家渠，将渍水直接排人长江，减少洪湖的调蓄量。这样，监利的内涝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理。

3.第三阶段（1970～1985年）——兴建泵站，提水入江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监利的水利建设主要是加固整修堤防，开挖排灌河渠，兴建排灌涵闸，整治河道和湖泊。但是，这些措施仍不能解决监利县“水袋子”的问题。这是因为监利县境地势低平，汛期外江水位往往高出堤内地面数米至10余米，涵闸不能外排，加之县境大兴围垦，湖泊调蓄面积减少，汛期降雨径流除利用湖泊和河网调蓄小部分外，大部分只得壅积在农田里，丰水年内涝仍很严重。1969年7月，江汉平原发生特大暴雨，监利1个月内降雨达329.3毫米，是历年同期平均降雨量的2倍多，全县因涝受灾面积达95.97万亩。又因洪湖田家口长江干堤溃口，江水越洪湖倒灌白螺、朱河、桥市、汴河等地，致使部分农田被淹绝收。1972年又出现严重旱灾，全县受旱面积达137万余亩。全面和深入治理洪涝旱灾害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情况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作出了“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决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特别强调要切实解决内涝问题。同时，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丹江口水力发电厂的建成，使水利建设客观上具备了兴建大型电力排水站的条件。加之此时，湖北省水利建设的重点开始由山区向江汉平原转移，工程建设以兴建电力排水泵站（有的兼顾灌溉）为主要内容。1970年5月，监利螺山电力排水站率先兴建，随后又于1974年和1977年先后兴建了新沟电力排灌站和半路堤电力排灌站。这些大型泵站的兴建在全县掀起了各地办电建站的高潮，带动了监利县的电力事业。1985年，杨林山泵站的建成标志着监利县电力排灌事业的基础已基本奠定，并以螺山、杨林山、半路堤、新沟四大泵站为骨干工程，构成了监利县六大排灌体系。至1985年，全县建有大小电力排灌站168处，装机450台，容量81315千瓦，设计排水总流量721.9立方米每秒，灌溉总流量233.7立方米每秒。大批电力排灌站的建成运行，对监利县农田排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的低湖田建成了稳产高产农田，全县排涝水平达到了5～10年一遇的标准。

这一阶段，在防洪建设上，按照1972年水利部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的要求，监利县主要进行了洪湖分蓄洪区工程的建设。1972～1979年，用8年的时间建成主隔堤和排涝河主体工程，共完成土方2823.2万立方米；并于1974～1978年间完成福田寺枢纽和沙螺闸等附属工程的建设。荆江大堤、长江干堤和东荆河堤等江汉重要堤防，则按省定“三度”（高度、宽度、坡度）、“一填”（填塘固基）的统一标准进行了全面的整险加固，进一步提高了防洪标准。同时，为控制下荆江沙滩子、中洲子和上车湾三处裁弯后对监利县下荆江河道所造成的河势演变影响，从1969年开始，监利县先后在八姓洲、熊洲、盐船套、天星阁和铺子湾实施护岸工程，控制河势。

另外，以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为目标，实行田、水、湖、林、路、村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至1985年，全县50％以上的耕地基本上改造成了土地平整、田块方正、道路畅通、绿树成荫、深沟大渠的新型农田。

4.第四阶段（1985～1996年）——加强管理.综合治理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水利建设曾一度放慢了速度。

首先，因受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压缩。监利县水利基本建设仅堤防建设投资一项，20世纪70年代国家最高年投资曾达到709.84万元，1980年降为500.29万元（其中还包括当年三洲联垸和新洲围堤堵口复堤工程投资90.5万元），1982年又降低到337.15万元；洪湖分蓄洪工程在连续7年共投资2097.15万元后，于1980年停建，直至1991年才恢复建设。

其次，由于前期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群众投入过多，加上农田基本建设中曾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使不少人对水利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产生怀疑。

第三，1980年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资金筹集难、劳力组织难的局面。1979年全县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标工为894.7万工日（1976年曾高达2542.5万工日），1980年降低为510.4万工日，1981年更降低为319.3万工日。

在此期间，水利工程建设的速度虽放慢了，但水利行业却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工作方针，在改革的方向上提出了“转轨变型，惫面服务”，即从以农业为主转到为全社会经济建设全面服务，从不讲投人产出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从单一生产型转到综合经营型。监利县为认真贯彻这一水利改革的精神。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集中了人力，用近两年的时间，对所有已建成的水利工程设施，开展了大普查，摸清了家底，总结了成绩，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了《监利县水利区划报告》，比较系统、全面地作出了分区治理的规划，为后期水利建设明确了方向。针对前期水利建设重建轻管，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机构不落实，管理水平不高的现象，重点提出了加强工程管理，1982年3月9日，监利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布告》，并制定了《关于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实施细则》。监利县建国以来首部关于水利工程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对水利工程管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过去长期存在的“重建轻管”现象开始得到纠正，并把“两个支柱”（调整水费和开展多种经营）、“一把钥匙”（实行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定为搞好水利管理，提高工程经济效益的中心环节。以“承包”为中心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迅速得到推广。水费和多种经营收人逐年增加，增强了工程管理单位的自身活力。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水利建设增添了后劲。1986年6月，全国农村水利建设座谈会提出重整旗鼓、恢复干劲、改进办法、抓好水利的要求；9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农村水利工作的指示》，规定每个农村劳力每年应完成30个水利劳动积累工，并相应制定了“谁受益谁负担”政策及“以资代劳”等制度，同时规定以地方财政投资、水费等为资金的主要渠道，对农田水利事业费的补偿方式，改过去的“撒胡椒面”为“以奖代补”，实行补偿与效益挂钩。自此，监利县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办水利的格局，地方自筹资金逐年增加，监利水利建设从此走出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

这一阶段，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根据分区治理的规划，狠抓了配套挖潜、除险加固的工程措施。于1987年和1989年分别疏挖了监新河北段和南段；于1989年冬又扩挖了排涝河，完成土方40万立方米。监利县自筹资金80万元，组织全县13个乡镇13万余劳力进行了螺山渠道疏扩工程建设，完成土方269万立方米。同时，为进一步提高螺山排区排涝标准，在“91.7”型内涝后，利用湖北省基本建设计划更新改造资金3300万元和地方自筹资金，先后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分两期组织实施了以增容为重要内容的螺山电排站更新改造工程。1994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再次对洪湖围堤进行了以平台建设为主的整修加固。1996年，监利县再次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大灾后，为巩固和提高排涝河的效益，又对该渠半路堤泵站至沙螺排水渠河段进行了疏挖。

在监利县骨干排灌体系形成后，农田水利转入以配套和田间工程为主，开挖深沟大渠，健全四级渠网，降低地下水，改造低产田，结合水利建设，采取水、田、林、路、电、航、村综合治理，闸、站、桥配套的办法，全面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并根据全县地理特点和各地水系条件，把全县分为三大片、三小片，作为独立的排灌区，实现分区治理。进入20世纪80年代，农田水利建设逐步向田间深入，先后在红城乡的新兴垸和周沟乡的福寿垸进行中低产田改造试验。自1983年开始，历时3年开展了商品粮基地建设，完成投资709.8万元，完成水利建设项目157个，受益农田面积106.5l万亩。商品粮基地建设完成后，湖垸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强化。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了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的农业综合开发。自1989年开始，先后分4期完成总投资7470.95万元，改造低产田36.8万亩，进一步完善了湖垸水利体系。与此同时，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3299.55万元，改造渍害中低产田10400亩。

在防洪工程建设方面。1990年，洪湖分蓄洪二期工程由水利部批准实施，监利县于1991～1996年先后兴建了主隔堤和排涝河沿堤、河配套水工建筑12处，以及安全转移公路、桥梁、安全区、躲水楼、预警通信等工程，进行了长江干堤韩家埠——白螺街、荆河垴——万家搭垴低矮堤段的加修和白螺矶闸、王家湾闸的整险改建。荆江大堤，继1985年实施二期加固工程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继续对杨家湾——小河口堤进行了加固。1993年所有堤段堤身断面达标；至1996年完成堤身整形、堤脚平台、堤坡草皮植被、堤顶混凝土路面和哨屋改造、标志设立和防护林建设等工程；同时在1992～1993年和1994～1995年对荆江大堤一弓堤闸和西门渊闸实施了改造重建；另外，还于1996年完成了荆江大堤的确权定界，取得了国家土地使用证。为此，荆江大堤达标晋级。长江干堤、东荆河堤和其它堤防工程，按堤防十条标准，继续实施“三度一填”的整修加固，结合堤防管养开展达标建设。1993年，监利县境东荆河堤经湖北省、荆州地区验收达标。1991年和1996年两年大水后，长江干堤重点加强了平台建设。三洲联垸则于1996年冬，为解决抗洪标准严重不足的问题，按堤顶35.50～37.50米的高程对整个堤防进行了整险加固。下荆江河势控制工程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任务继续整治。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水利建设与管理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对此，监利县组建了水政执法队伍，统一着装、持证、配标上岗。按照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管理目标化、执法行为合法化、执法文书标准化、执法统计规范化、执法装备现代化、考核培训制度化、检查监督经常化的要求对执法队伍进行建设，并通过检查验收合格。1995年，监利县被水利部定为全国水政监察规范化建设试点县。自《水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县认真进行水法规的宣传与教育，逐步增强人们的水法意识，依法加强对水工程的管理，加大水事案件的查处力度。同时，还加强了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施了取水许可证制度。

5.第五阶段（1996～2000年）——全面加固长江堤防，提高防洪标准

1996年，长江发生了大洪水，监利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紧接着又发生了1998年长江更大的洪水，监利城南出现了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38.31米。超高的洪水严重威胁着包括监利在内的整个江汉平原的安全，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心，为抗御历史上罕见的洪水，仅监利县就投入了30多万民工，并调集了近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和武警官兵，参加了近80天的抗洪抢险斗争。

这一阶段在水利工程建设上，随着国家水利建设投人的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建设管理中“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承包制”的实施，全县各类水利工程建设，严格按照“四制”，大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的施工方式，使工程建设质量普遍得到了提高。在水利法制建设上，强化了水政队伍建设，并进～步完善了地方水利法规，使监利县水利建设进人了依法治水、管水、保护水的新时期，各项水利规费开征，水事秩序明显好转。在工程管理上，进一步开展达标活动，并于1996年完成全县水利工程的确权定界工作。同时，水费和综合经营收入逐年增加，进一步增强了工程管理单位的自身活力。水费收入至2000年达到1576万元，综合经营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四

建国以来，监利水利建设的成就和效益是巨大的，对监利经济特别是农业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深远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2000年的51年里，监利累计完成土石方77334.27万立方米，见表0—1。水利建设总计投资146520.76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08595.36万元，贷款503.13万元，地方投资37422.27万元（见表7－1－1），监利的群众所投入的劳力则无法统计。目前，监利水利建设基本上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

1.江河防洪体系

监利县境143.95公里的荆江大堤和长江干堤加上37.4公里的东荆河堤和144.38公里的重要民堤，配合洪湖分蓄洪工程的运用，组成了能够防御较大洪水的防洪体系。荆江大堤、长江干堤、东荆河堤的防御能力得到了提高。巩固的防洪体系保护着全县136万人口、169万亩耕地的安全，有效地战胜了建国以来的多次大洪水，特别是战胜了1954年、1980年、1983年、1991年、1998年和1999年几个年份的大洪水，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监利县经济的良好发展。

2.排水除涝体系

以螺山、杨林山、半路堤和新沟电力排（灌）水站为骨干，与内湖调蓄及螺山排渠、四湖总干、西干、监新河、排涝河、杨林山排渠等河网排水系统相结合，形成了监利县6区19片格局的排涝体系。提排流量达到989.14立方米每秒，全县169万亩农田，已有近155万亩得到初步治理，其中排涝标准达到5～10年一遇的有92万亩，十年一遇以上的有63万亩。

3.灌溉供水体系

以33座沿江引水闸和1190座内垸涵闸为骨干，以22处湖泊和327条水渠为基础，配合新沟排灌站、北王家灌溉站的运用，形成了大、中、小型相结合，以蓄水为主，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供水体系，组成灌区17处，其中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4处。各项工程可引、提水能力330.21立方米每秒，有效灌溉面积14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9.3％。

上述三大水利工程体系的有机结合与运用，初步形成了洪水能挡、灌有水源、排有出路的新水系，使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为农业旱涝保收创造了条件，对全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防洪方面，监利县防洪工程累计投入9.05亿元，坚持不懈地对全县堤防进行了整险加固、加高培厚、填塘固基、加筑平台、新筑堤段等，以及兴修洪湖分蓄洪工程和下荆江河势控制工程，其防洪能力大大提高。建国50余年来，长江监利城南站出现超35.00米水位（以1949年水位35.06米为参照数）达21年次，东荆河新沟嘴站出现超37.00米水位有7年次，因扒口行洪形成令局性洪灾只有1年（1954年）。特别是1998年，长江出现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洪水位，监利城南水位达38.31米，经奋力迎战，仍能安全度汛。199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仍达36.6亿元，按20年一遇计算，其经济价值量十分可观。

50余年来，监利农业生产在水利建设的作用和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是增加了耕地面积，满足了人口日益增长对耕地的需求。据统计，监利1949年末耕地为200万亩，后通过内垸渠网建设，特别是在四湖总干渠、西干渠挖成之后，大片湖泊变成了农田。至1965年，在螺山、瞿家湾等地划归洪湖市，版图面积减少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却增至221.91万亩，净增21.9l万亩。其二是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全县耕地在1965年达到221.9l万亩的顶峰后，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其它用地，土地面积下降到1989年的177.58万亩（减少44.33万亩），而该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却达到了251.8万亩，反而比1965年增加了10.5万亩。其三是粮食总产一路攀升，增加了商品粮供应量。从1983年开始的商品粮基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和农业综合开发，以及世行贷款水利项目的建设，共使全县扩大和改善灌溉除涝面积157.2万亩。全县粮食总产量在播种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仍由1949年的1.8亿公斤一路攀升到1998年的10.18亿公斤，翻了5.5倍，粮食单产则由亩产95公斤提高到418.3公斤，平均每亩增产323公斤，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仅粮食就增产效益3.7亿元。这除去科技和种子改良的因素外，水利建设对农业增产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建国后，监利县水利建设的投入，不仅在防洪保安和农业增产上产生了直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在电力、水产、航运、公路、林业、血防以及在农村田园建设、农村村庄布局、农村饮水改良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是十分显著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与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其影响极其深远。

五

历史上的监利人民与水争地，于湖泊沼泽之中开垦农田，稻渔兼收，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至宋元以后，又代代与水患斗争，筑堤保安，依堤为命，经积年累月的考验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监利人民形成了不惧横逆，凭人力拼江患；长于组织筑堤防；未雨绸缪，防江患于未然；善处逆境，处变不惊，乐天安命的四大特征。在历史上，具有这一优良品格的监利人民，由于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受当时生产力条件的束缚，防御水患灾害的能力极为低下，饱受水患侵扰。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监利人民的智慧及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经50余年的治理，把监利这个水系紊乱、田垸分割、小路弯曲、交通闭塞、钉螺成片、村落凋零、水患成灾的湖乡草地，建设成了全国的商品粮、商品鱼基地之一。

建国后50余年，水利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不足。

1.防洪形势依然严峻

监利县堤防虽经过持续不断的加高培厚、除险加固，抗洪能力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由于长江上游巨大的洪水来量与荆江河道的安全泄量不相适应，即来量大、泄量小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而影响了防洪标准的提高。目前，荆江的防洪标准只有十年一遇，运用荆江分洪工程也只有20年一遇的水平。下荆江系统裁弯后，上荆江洪水下泄速度加快，下荆江河段的泄洪量增加。这是因为长江上游来水经荆南“四口”分流人洞庭湖的流量减少，平均每年减少619亿立方米左右，而减少的这一部分洪量都加到了荆江干流中。“四口”分流又以藕池口分流减少最多，因此加大到干流中的水量以下荆江增加的最多，但荆江城陵矶以下河道的过流能力却没有相应增加，从而造成城陵矶附近江湖顶托，水位壅高，回水影响下荆江（监利河段），使得监利河段汛期水位抬高，防汛时间延长，防洪负担加重。再者，宜昌以下，城陵矶以上还有29万多平方公里的来水面积尚未得到完全有效的控制，而这一带相对来说又属于多雨区，所以极易产生威胁荆江安全的大洪水。因此，加强防洪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排涝标准依旧偏低

经过50多年的建设，开挖深沟大渠，兴修机电排水泵站，基本建成了沟、渠、闸、泵相配套，排水和调蓄相结合的排涝系统工程。这既有统一规划，又区别不同情况分片治理。但全县的排涝标准尚未达到十年一遇的水平，已达到的排涝标准也正在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干支渠道淤积严重，渠障增多，排水不畅；湖泊、低洼地调蓄面积及容积不断减少；二级泵站老化失修等问题突出。排涝标准偏低与日益增加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特别是同农作物的布局调整不相适应，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逐步提高排涝标准。

3.春旱严重

监利县灌溉水源主要依靠从长江和东荆河通过涵闸自流取水，没有机电提水设施。自丹江口建库以来，东荆河断流时间增多，已经给沿岸的工农业生产用水，人畜用水带来困难。下荆江系统裁弯后，河床下切，同流量下水位降低，特别是在沙市站流量1万立方米每秒左右时，水位下降值最大，造成沿江涵闸不能自流引水。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运用，河床进一步刷深，春秋时节，沿江涵闸引水将更加困难。必须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统一规划，修建机电引水设施，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

4.水环境需加强治理

监利县地处四湖中区，过境客水多。近年，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城镇的生活用水未经处理，直接向内河渠道排放，使水质污染严重；农田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其残效部分流人塘堰、渠道、湖泊，污染水质，并使水体富营养化，以致渠道水草丛生，影响过流能力；一部分地区沤泡黄麻，虽是季节性的，但对水质污染特别强，水质变黑，恶臭难闻。这些现象都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管理。

此外，血吸虫病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众多的河湖港汊、低洼易涝地区、大面积的洲滩，是钉螺的滋生繁衍场所。虽经多年反复查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的地方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的钉螺分布已由过去的单一湖沼型变成了复杂的湖沼渠网型，由大面积的片状、块状，变成线状、条状，加之从外江引水灌溉以及人民群众在外滩进行生产活动（包括防汛排涝），把外滩钉螺带到内垸，形成了水利结合灭螺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继续采取综合措施，灭一块，巩固一块，坚持不懈，血吸虫病才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峡工程将于2009年建成。建成之后，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可由目前十年一遇的水平提高到百年一遇的水平，对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也有了可靠的对策，当城陵矶附近发生洪水时，三峡工程亦可进行补偿调度，缓解这一地区的防洪压力，为监利县的工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随着荆江河道不断刷深，排涝将获得一定的改善。这一因素尽管给沿江涵闸引水带来困难，但只要现有沿江涵闸进行科学的改造，引水工程照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新的时期，监利县水利建设必须坚持水利发展与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经济建设重大战略布局相结合，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利用的原则，坚持兴利与除弊相结合、开源与节流并重、防洪与抗旱并举的方针，统筹考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采取综合措施，使工程建设与水资源优化配置，把积极保护、高效利用和有效管理相结合。水利建设事业将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的水利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主要是对堤、闸、泵站等水利工程进行全面的整险加固，消除隐患，配套完善，达标增效。同时，还要适时兴建节水灌溉工程和排水工程，切实加强对现有水利工程的管理和水生态环境的保护，提高水利综合经济效益，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利建设机制和运行管理机制，为监利的经济发展继续作出重要的贡献。

（表略）

（下限2000年）